周恩来保健护士郑淑芸：总理和大姐心中装着每个人，1970年八九月间，中央在庐山开会。周恩来对保健医生张佐良说：“这里（指江西）有两个我的熟人哪，一个是你的同行，一个是我的同行——两个‘耳朵’，一个姓郑，一个姓邓。”总理所说的自己的同行是指邓小平，此时他正下放在南昌新建参加劳动；而张佐良的同行指的就是郑淑芸，当时她在九江永修干校劳动。
郑淑芸是最早一批进入中南海工作的保健护士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曾在毛主席身边工作，遭到过江青的责难。而后被调到西花厅工作，与邓大姐相处得十分亲密，邓大姐自称为“老伴”，而称她为“小伴”。在担任周总理、邓大姐保健护士的12年间，郑淑芸亲眼目睹、亲身感受了他们的懿德风范与精神情怀，并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初中刚毕业的郑淑芸受家庭的影响，参加了革命。父亲对她说：解放了，有这个机会你们都应该出去好好为人民干点事。当年6月，郑淑芸就报考了劳动大学（中共中央机构的化名）药护训练班，实际是军委办公厅总参卫生处的卫生学校。7月1日入学，在护训班培训了一年，结业后就留在总参卫生处。1953年2月13日，郑淑芸成为被调进中南海的第一个女护士。
领导和郑淑芸谈话时，明确告诉她是调到毛主席身边工作。当时还没条件给每位领导人配一名专职护士，所以一开始一个护士要管好几家。
进中南海，到毛主席身边，自然得经过严格的审查，而且是“双重审查”。“不仅要通过组织审查，还得通过夫人这一关才成，然而这后一关我就没通过。”郑淑云说。1953年12月，毛主席到杭州讨论起草新宪法，她第一次跟随他出差，但就是在这期间，她把江青给“得罪”了。
郑淑云回忆说：“江青几次约我陪她出去玩，我都没去。那时条件不好，没有暖气，用炭盆取暖，要调温度、湿度什么的，我正事还忙不过来呢，哪抽得出身陪她出去玩啊！因此，几次都被我谢绝了。后来，住同屋给主席摄影的侯波回来对我说：‘这下你可把首长给得罪了！’我听了觉得十分委屈和冤枉，是我不愿意玩么？我那时那么年轻当然想玩了。在杭州那么长时间，很多地方都没去过，除非主席去了我才好去。但我总不能丢下工作去玩啊！”
郑淑芸为人耿直、工作泼辣、责任心强，她说话直来直去的性格，与江青盛气凌人的做派格格不入，相处过程中免不了磕磕碰碰，自然也就没法在那儿长时间待下去。
郑淑芸来到周总理身边工作是1955年。领导跟她交代完工作内容之后，她就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前往西花厅，一边骑心里一边打鼓，精神还有些紧张：“这次可别再给砸了！”然而当她一接触到邓大姐，紧张的心情就烟消云散了。
和蔼热情的邓大姐像拉家常一样，亲切地询问她的工作和经历，比如什么时间来中南海的，都做过一些什么工作，家里情况、父母的身体如何，家里有什么负担没有，等等。随后邓大姐便带着她去给总理做治疗。
此前，郑淑芸曾见过总理一次。那是在北戴河的一次舞会上，当总理得知她是搞医务工作的，且来北戴河已有一些日子了，就问她这个地方的常见病和多发病都是什么、有没有什么疫情，整个卫生状况怎么样，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怎么样。
见郑淑芸紧张得回答不上来，总理语气舒缓地告诉她：“每到一个地方，一定不要忘记搞些调查研究，要走访一些群众，了解当地的生活状况怎样。作为医务人员还要知道当地有些什么疾病，特别是常见的多发的疾病。”“一定要懂得人民群众是我们的工作对象，不是只为我们服务啊，为他们服务才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20 世纪50 年代，邓大姐（中）与秘书陈楚平（右）、保健护士郑淑芸（左）在一起
直到今天，郑淑芸仍感慨不已地说，周总理的这几句话“从此就刻在了我的脑子里，成为了我一生工作的座右铭，以后每到一地首先就要了解这些情况。从此也就习惯成自然了”。
由于曾与周总理有过接触并交谈，因此第一次给他做治疗，郑淑芸并不是很拘谨。再加上总理总是那样平易近人、不摆架子，治疗很成功，从此她便留在了西花厅工作。
位于中南海西北角的西花厅，是一个温暖如春、亲情四溢的大家庭。在这里，不论是秘书、卫士还是医生护士，也不管是摄影师、厨师还是司机，每个人、每个家庭都得到总理和大姐无微不至的关心与关怀，从工作、学习到生活、家庭，方方面面，点点滴滴。
1956年的一天，郑淑芸在用三轮车运送药品时，为免药品颠簸受损，用身子护卫着，谁知却把自己的两条腿给弄伤了。当时她也没怎么在意，到门诊部打了一针，休了三天假就上班了。然而她的腿伤并没有好，忍受了一年多，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只好住进北京医院治疗。她被诊断为“先天性盘状半月板撕裂”，住了一个多月医院。其间，邓大姐特致信问候：
每天我都不止一次地要想到你，想到你在忍受“急”和“够”的味，很惦记你，同情你。现在给你送点儿重庆水果和我的一个同学女儿带给我的花生米，略表我的心意。我不能来看你，托我的他来看看你。
你的信我们看了，深深感动，我们尊重你热诚、真挚的善意。希望你亦听我们的话，要遵守一切把腿治好，这是你现时的中心任务。不能多写，紧紧地握手，祝福你快好！
带着滚烫的问候信，还有新鲜水果和花生米等，大姐的那个“他”——周总理来到医院看望郑淑芸。一见面，总理就问她：“治疗得怎么样啊？痛不痛，有没有好转？要不要同时做个全面的身体检查？”他还说：“大姐不能来，委托我来看看你，要好好治疗，早日康复……”
在周总理、邓大姐身边工作的12年间，郑淑芸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没有隔阂，没有距离。
郑淑芸生性活跃、待人诚恳、心直口快，而邓大姐热情开朗、风趣健谈、慈祥和蔼。也许是性情相近，两人特别投缘，亲如一家，情同母女，平时说话交谈也好，分别通信也罢，都少不了幽默甚至调侃的语言，在一起相处留下许多生动佳话。
离开北京已经有一个半月多了。我要和你谈的事可多啦，从哪里说起？这也是给你写信迟了的原因呵！好吧，还是从开始离开北京时先谈起吧。去年我离开北京比前年要迟一个多月，在准备行装时，自然会想起了前年伴我南下的小伴，至于到了重游的旧地后，想起你来的时候更多啦。一个热心的、关心人的、勤劳的、活泼可爱的姑娘，会常常出现在我的眼前的……
这是邓大姐写给郑淑芸的一封信。邓大姐自称“老伴”，而称郑淑芸为“小伴”。在她给郑淑芸的信函中，多次使用了“亲爱的小伴”这样的昵称，从中自不难感受出两人之间的那种亲密、融洽与随意。尽管郑淑芸会不时注意自己的职务和身份，但邓大姐全然不把她和她的家人当外人。
郑淑芸和在中南海从事财务工作的崔长庚都是团干部，他们在组织文体活动的过程中结识了。1958年，郑淑芸随邓大姐去广东从化疗养，她和崔长庚相互通信交往，大姐知道后，就开玩笑地说：“你小伴的信可不可以给我看看？我老伴的信你也可以看看。”郑淑云便说：“我的信你可以看，但你的信我可不好看了，你们可都是中央委员哪！”
邓大姐认识崔长庚，有次还专门把他叫到西花厅来谈话，意思是自己身体不好，小郑因为照顾她而不能经常出来和他见面，有些歉然。谈完话，大姐说：“你看看，原想让你们好好谈谈，结果时间都被我占了。快过去，有什么话和小郑好好谈一谈。”
郑淑芸回忆说：“1959年和崔长庚结婚时有些仓促。因为总理和大姐要到南方去，希望在走之前能参加我们的婚礼，所以就急着选定日子。不巧的是他们的行期突然提前了，来不及参加就启程了。”
于是，总理嘱托秘书何谦、大姐委托她的秘书张元前来祝贺。他们带来了总理和大姐11月22日写的贺信，送上鲜花篮一对，同时还带来了宋庆龄从上海捎给总理的螃蟹。信中写道：“亲爱的淑芸、长庚同志：……向你们致热烈的祝贺！祝福你们新婚愉快，相爱始终，家庭幸福！”“祝福你们像鲜花一样地美好！”
不到两个月，邓大姐又从广东从化回了郑淑芸一封信：“……你在新婚后的来信和赠给我们的喜糖喜礼，在杭州收到。糖分了很多人吃。你的第二封信是在广州收到的。你们小两口婚后的生活想必很好，会超过两老伴的。”落款是：“你的老伴，1960年1月11日”。
婚后，郑淑芸住在香山，因为婆婆住在那里，她的第一个孩子刚刚也是在那儿生的。正值困难时期，大姐亲自来到香山看望郑淑芸和孩子，给她送上一些肉和菜，还有给孩子缝衣用的布头布脚什么的。
“为人民服务，是总理一生始终遵循不渝身体力行的最高准则。”在周总理身边工作12年间，郑淑芸不止一次地聆听总理的谆谆教诲“为人民服务就是要像春蚕那样吐出最后一根丝”，并耳闻目睹了他是如何殚精竭虑、尽心尽责为人民服务的。
1963年，毛主席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不久，有次郑淑芸去给总理做保健治疗，总理就问她：“你们青年团是怎样学习雷锋的？”她那时正好是团干部，于是就把团组织的计划、设想和活动安排向总理汇报了。总理说：“我相信你们能够做到不怕苦不怕累，但要持之以恒可不容易。毛主席说过，一个人做点儿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接下去他又说：“你们年轻人要向雷锋同志学习，我也同样要向雷锋学习。”
郑淑芸一听总理这么说，心想：你还用向雷锋学习么，你不知要超过雷锋多少了！她想着就脱口说出来了：“你还怎么向雷锋学习，现在忙得连睡觉的时间都快给挤没了。”
总理听后对郑淑芸说：“你坐下，你坐下听我给你讲。你这种说法怎么去做青年团的工作？你这是停止的论点！毛主席代表中央发出这个号召，不光是对青年人讲的，而是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讲的。既然是这样，我怎么就不应该学习雷锋呢？向雷锋学习，就是要为人民而加倍地工作，这就是我的理解。尤其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刚开始不久，虽然有毛主席的领导，但还要靠我们全体人民增砖添瓦。你们年轻人要加倍工作，我们走过来的人也要加倍工作，社会主义建设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新的起点。”
总理又问郑淑芸读过毛主席给徐特立老人的信没有，当得知她已读过时又说：“你把它找出来再读读。向雷锋学习，没有哪些人该学、哪些人不该学的问题。我们就是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你们年轻人更要多学习、多锻炼、多实践。”
听了总理的一席话，郑淑芸深受感动和鼓舞。后来，总理还抽出时间，用毛笔专门为郑淑芸书写了一段雷锋的名言：“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的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勉励她学好雷锋，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在手书时，总理没有写“周恩来”，而是以自己年轻时曾用的名字“翔宇”署名，可见总理一没有把郑淑芸当作外人，二是表明自己要以年轻人的心态来向雷锋学习，三也有与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共勉之意。
1963年，毛主席发出了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下简称“社教”）的号召。一次治疗之后，总理和郑淑芸聊起了社教，并问她：“如果派你去农村搞搞调查、受受教育怎么样，你有什么想法？”郑淑芸说：“没什么想法，我服从安排，只要你这里有人接替，我愿意去。”
总理接着就说：“建国以来，在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还是第一次，规模很大，情况也比较复杂，政策性很强，既教育别人，自己也受教育，我觉得你应该争取去。当然了，到农村去要准备吃苦、准备克服困难。你是个医务工作者，要帮群众搞好防病治病，群众会欢迎你的。你把针灸好好熟悉一下，会派上用场的。农村人都很辛苦，要千方百计地为他们着想。”
在总理的鼓励下，从1964年初到1966年4月下旬，郑淑芸先后在北京西郊上庄公社、山西省洪洞县马牧公社和河北省正定县二十里铺搞社教。
总理和邓大姐对郑淑芸下乡很关心。1964年10月10日，总理见到回京汇报工作的郑淑芸，亲笔在她的笔记本上写下了12句赠言：
1965年春节，为巩固社教成果，同时也为帮助群众过好春节，郑淑芸和几位同志继续留在了当地。邓大姐牵挂着这位没能回京的“小伴”，2月2日下午关切地给她写了封信：“今天正是春节，我俩中午约请办公室的同志们为了取消机构而举行了会餐。我们在以革命的思想革命的行动迎春节。你那儿想来也红火热闹？”信中称她未回京过春节“有让美予人之意”：“对你的方便让给别人的行动表示赞美！”同时大姐还在信中说：“我想刚刚（即郑淑芸5岁多的儿子），也想你。明后天争取去看看刚刚。”“刚爷爷（即刚刚的爷爷——指总理）问你好！”
郑淑芸于1966年4月下旬随社教队回到北京，回来后她详细地向总理和大姐汇报了当地的情况和自己的锻炼收获。
在“文化大革命”中，郑淑芸也难以安然无恙，虽然没有被批斗受迫害，却两次经受意外，几乎丢了性命。紧要关头，又是总理和大姐向她伸出了温暖的双手。
1968年8月15日，郑淑芸在部里听完“总理接见卫生部军干群代表讲话”精神的传达后，骑车回家的路上突然被人击倒，不省人事。幸好一位在树下乘凉的男士用三轮车把她送到了隆福医院。然而，人还没清醒过来，被转送协和医院后又拒绝收留。原因是送她去协和的是卫生部的一位老干部，上午才刚被批斗完，怎么能收治他送来的人呢。这事被总理和大姐知道后，郑淑芸这才被送到北京医院治疗。
当时遇袭后，郑淑芸立刻晕了过去，什么都不知道，醒来时什么也不记得了。后来杨德中（中央警卫团政委）还派人作了调查，从伤势和现场判断是被人所击。总理见了郑淑芸还提醒道：“是被人打的，警惕性不高么！”
另一次意外发生在1971年。那时，郑淑芸已在江西干校劳动并担任大队副指导员。年初的一天下午，她到山上去察看土质，以便种树。因为爬了几道山已经很累了，晚上还有会要参加，她心里着急，加上脑伤尚未彻底痊愈，不知怎的失去知觉，从山上摔了下来，一下子就昏迷了。后来她被人发现，背下了山，因治疗条件有限，又被送回了北京。
郑淑芸回京后先是在宣武医院看病，后来大姐知道了，赶紧派周总理的保健医生卞志强大夫来看望她。卞大夫说：“大姐很关心你，不行就转到北京医院去吧。”转北京医院后，她被诊断为“肩脑疲劳综合征”和“腰间盘突出”。之后，邓大姐又安排郑淑芸到小汤山疗养了3个月，还送给了她两本书，一本是《成语辞典》，这在那时还是很少见的书；另一本是《民间验方》，属于中医方面的书。
1967年5月间，总理和大姐都询问过郑淑芸家中受冲击的事，还有她父亲癌症晚期治疗的情况等。“其实，家中的事从来未向他们提过，也不忍占用他们的时间，只因他们太累了。但两位老人却经常主动过问。”
1975年5月7日，从干校回到北京不久的郑淑芸和周尚珏（总理的第一个保健医生）、王力（周尚珏的爱人，理疗护士，曾给总理做过治疗）、焦纪壬（总理卫士长成元功的爱人）等曾在西花厅工作过的四名人员被总理找来，在北京医院北楼二楼见面。一见面，总理就关切地询问几个人的家里情况和工作情况。分手时，总理还问起郑淑芸妈妈的身体怎么样，嘱咐她：“代我问她好！”此时的总理已病入膏肓，生命行将走到尽头，却牵挂着一个工作人员家人的健康。听到这话时，郑淑芸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没想到这竟是和总理的最后一次见面。事后还得知，拖着孱弱身躯的总理这次到北京医院是看望生病住院的汪东兴，而他自己才刚做完一次大手术还不到两个星期。
周总理是这样，邓大姐也是如此。在多次写给郑淑芸的信件中，大姐在末尾处都不忘写上这样一句话：“问你们的长辈们和全家好！”“问你全家人好！崔妈妈好！”大姐还曾多次来到郑淑芸和家人的住所走访探望。
1959年11月，郑淑芸结婚时，由于家里住房太小，仪式是在房东贾大妈的房子里举行的。因和总理去广东未能参加婚礼的邓大姐回京后，还不忘到贾大妈的家里表示感谢。她拉着老太太的手说：“你看你的房子还做了我们工作人员结婚的礼堂，在你这儿行的礼，是不是这样啊？”老太太高兴得不得了，乐呵呵地回应：“是啊，是啊！”郑淑芸记得，大姐每次到牛街去看望她妈妈时，都会去看看房东一家。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发生后，邓大姐专门派张佐良大夫了解郑淑芸全家的情况，详细地询问地震后房子塌了，腿有残疾的姥姥住在哪，有没有搭防震棚、搭在哪儿等情况。知道郑淑芸腿不好，大姐还经常提醒她：“骑车要当心！”
邓大姐对郑淑芸时常牵挂也特别信任，可以说是把她当作知心知己。20世纪70年代中期，大姐特意将两件珍藏在自己身边半个多世纪、还是旅欧时期周恩来从欧洲带给她的小银人及安徒生故居风景瓷盘，托付给郑淑芸代为保管。
2012年3月4日，郑淑芸将小银人和风景瓷盘这两件见证周恩来和邓颖超坚贞革命情谊的珍贵纪念物品，捐赠给淮安周恩来纪念馆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