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公共卫生人才培养的若干思考(3)，建议医学院加强与疾控部门的合作，包括本科生、研究生培养以及以疾病防控为导向的科学研究等方面。建议推动省级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与设有公卫学院高校的密切结合。建议在临床医生教育培养过程中强化疾病预防控制教育。使临床医生具备早期发现传染病个案的能力，及早上报疾控部门并积极参与控制疫情，可避免之后多米诺骨牌式的社会经济巨大损失。早期发现慢性病征兆，及早告知患者并控制进展，可避免后期连锁反应式的个体损失。国外主要通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之前的一年公共卫生硕士(MPH)教育，培养身处人群接触第一线的临床医生具备相应的公共卫生知识和处理能力。建议我国可参考推动临床医生的MPH教育。鉴于医疗和疾控系统相互独立和缺乏建制性交流的现状，建议探索设立相关的学者计划和科研项目，建立人才从医院向疾控中心流动的激励机制，促进疾控中心高素质人才储备，以在关键时刻指导医院的疫情控制工作。
第五，加强对地方卫生健康管理部门负责人的疾病防控和应急防疫方面的教育培训。
公共健康3.0理念要求地方公共卫生领导人要成为“首席健康战略官”。疫情暴发后，作为政府管理体系中最专业的各级卫生健康管理部门干部是关键队伍，是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早期指挥主体，需要对所在地的卫生疫情有整体了解并作防控布局，这对负责人的专业背景提出了明确要求。在我国当前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让政府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切实理解疾病预防控制，包括防控突发传染病、慢性病和环境危害，对人民健康、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考虑到地方卫生健康管理部门是一种专业性极高的技术行政部门，为避免“延误战机、误判错判”，应该要求公共卫生行政负责人需具有医学和公卫的教育和实践背景。同时，建议国家层面出台具体举措，加强对地方卫生健康行政管理部门负责人在疾病防控和应急防疫方面的定期教育培训，经常性强化疾控意识，逐步成为一种建制化的学习和培训机制。
总之，应该高度重视后疫情时代我国公共健康人才培养，建立现代化的疾病防控体系和高质量人才队伍体系，强化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地位和作用，保障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詹启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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