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师资格“变相降门槛”仍难解医生荒根源何在？，日前，国家卫计委发布通知，规定院前急救与儿科岗位工作人员可通过加分考试获取执业医师资格，以缓解专业人员匮乏的现状。这项被许多业内人士解读为“变相降门槛”的政策，迅速引发诸多争议。“医生荒”究竟根源何在？与“加分考试”相比，还有哪些措施可以“对症下药”？
中午12点，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以下简称“儿研所”）门诊楼二层的候诊区依旧熙熙攘攘。两个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的诊室前，不少家长眼巴巴地望着门外的电子屏，候诊序号已经从“77”陆续更新至“+14”；而不远处的一个哮喘专家门诊，短短半天时间就排到了“61”。
对于从医31年的儿研所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孙吉萍来说，这样的场景并不陌生。“北京预约挂号平台一个月后都约满了，今天上午门诊看到12时25分，5分钟吃饭，12点半科室例会……”“明天又是门诊加班，无休无止。休息日能够正常休息是医生的奢望！”在她的微博上，类似的工作记录几乎随处可见。
另一家儿童专科医院同样繁忙。公开数据显示，北京儿童医院年门诊量达到337万人次，高峰时单日门诊量屡屡破万——相当于医院最初设计门诊容量的两倍以上。
与专科医院长期超负荷相比，综合性医院的儿科处境又多了几分尴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长王杉坦言，“儿科能收费的项目少，医疗服务价格又低，如果单纯用运营指标来核算，一定是赤字状态。”而在煤炭总医院，“要不要撤儿科”一度成为全院上下激烈争论的话题。尽管按照要求，全市所有二级及以上医院应当在2011年底前恢复儿科门诊和病房建设，但实际情况并不理想。记者近日从北京医院挂号窗口工作人员处得知，这家卫计委直属的三甲医院，目前依然没有单独设立儿科。
大医院尚且如此，向来“缺医少药”的社区医院就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两年前，退休儿科医生梁桂芳作为“外援”来给朝阳区八里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填补空白”，由于还要兼顾另外两家医院，她每周只能在这里出诊一天，“周围居民其实是有需求的，可人员实在跟不上，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谁知道还能来几天！”
《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显示，2012年中国共有执业（含助理）医师261.6万，其中儿科医师仅占3.9%。另有研究表明，2012年中国平均每千名儿童只有0.43位儿科医师，而美国平均每千名儿童拥有1.46位儿科医师。如果按照这个标准衡量，中国儿科医师的短缺数至少达到20万。
对于卫计委开出的“加分考试”药方，梁桂芳有些担忧，“这等于是降低标准，会让儿科医生丧失职业尊严感，患者也会产生不信任。”在她看来，儿科的专业性特别强，恰恰更需要保证质量，“举个例子，成人用药通常是统一固定的剂量，但儿科用药则需要根据体重、年龄等因素综合考虑，如果不熟练，半天都可能算不准。”
梁桂芳清晰地记得，三十多年前刚参加工作时，儿科并非如此“鸡肋”，“过去，内外妇儿都是大科。”然而，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财政拨款的减少使得医院开始重视“经济效益”，医生收入也普遍要与“创收”能力直接挂钩，“我们科室挣不了钱，就越来越不受待见，经常连平均奖都拿不到，人才就在那个阶段大量流失。”
煤炭总医院院长王明晓为了稳住“军心”，给儿科量身定做了新的考核标准，“制定一个最低工作量，假如一天50个门诊，每月能达到1000个，那就能拿平均奖的80%，看的越多，拿的越多。”
王杉也在五六年前尝试调整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绩效方案，“儿科不是不高精尖，更不是不忙，所以奖金不再跟收支结余挂钩，而是以过去的工作量为基数，看总出院人数和主要疾病的例数是否有增加。”尽管待遇的提升保住了儿科，但王杉觉得，仅靠医院不计成本地贴钱并非长久之计，更不能改变儿科医师短缺的整体格局，“关键还是要从政策导向入手，让儿科得到足够重视，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主动选择。至于降低门槛，顶多算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过渡方案，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甚至可能给医疗质量和病人安全带来隐患。”
在业内，不少人像王明晓一样把儿科人才“缩水”归咎于1998年的专业调整。当时，教育部以“专业划分过细，专业范围过窄”为由，取消了儿科学专业。1999年起，大多数医学院校停止儿科的招生，“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儿医荒，就应当在大学培养环节恢复儿科，从源头上增加人才供给。”
王杉并不反对“开源”，但在具体方案上他有着不同的看法，“本科阶段未必需要分出儿科，这跟国际上的医学教育体系也不接轨。我们更应重视的是毕业后教育，在住院医师培训的层次上强化儿科。”
与儿科类似，院前急救面临的形势同样不容乐观。据统计，2014年全市急救呼叫满足率为87.1%。而造成缺口的主要原因并非来自车，而在于人手不够。
说起急救工作，曾经在北京急救中心一线年的贾大成有一肚子“苦水”。“干这一行真的是太累，每天拎着几十斤重的急救箱、心电监护仪、氧气瓶爬上爬下，还要搬抬病人。”因为没有足够的担架工，跟随急救车奔赴现场的医生护士向来只能自己干苦力，“许多老楼没有电梯，楼道又窄，转弯时担架不能斜，前后也得相互较劲儿配合，一趟下来身上衣服就全湿了，手抖得都写不了字。”
由于急救“争分夺秒”，贾大成常常顾不上吃饭，“刚端起碗要吃，电话响了，放下就得走，有时候一顿得分四次才能吃完。”而常年的夜班则让他总觉得“缓不过劲儿，脑子晕晕乎乎”。十年前，56岁的贾大成累出了胸膜炎，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体力不支的他不得不向单位申请内退。
除了“累”，北京急救中心副主任刘红梅还谈到了“风险”，“任何一个突发现场，包括爆炸、泥石流，都会成为急救医生的工作环境。还有一些病人患有肺结核等传染性疾病，但电话里未必会说，执行任务的医护人员没有足够的防护措施，就有被感染的可能。”
如此高强度、高风险的工作，却并未给院前急救人员带来高收入。退休前，贾大成的工资不过三千多元。“跟普通医疗机构相比，院前急救的收入要少得多。”刘红梅表示，待遇低让这项工作“雪上加霜”。
而在许多业内人士看来，职业发展受限同样棘手。尽管林鹏（化名）已经在急救中心工作了近20年的时间，但他依然只是一名主治医师，“院前急救接触的对象面很广，但处理相对较浅，好多手段用不到，跟其他医疗机构的医生相比，我们在职称晋升上明显吃亏。”
残酷现实之下，林鹏眼睁睁地看着身边的同事来了又走，“有去其他医院急诊科的，起码不用风吹日晒地跑，可以专注于治病。有去社区做全科医生的，待遇可能差不多，但强度完全不同。还有的索性去当医药代表，挣钱养家。前几年招的一些外地学生，很多也都回原籍了。”
“院前急救没人愿意来，但总要有人干。在其他配套措施没有完善的情况下，出台这样的措施也是为了满足这部分需求。”作为加分考试的出题人之一，北京急救中心的陈志并不认为这是简单的“降门槛”，“对于考院前急救的人来说，增加20分与专业更相关的考试，而不是直接把分数线分，其实是鼓励更多人提前掌握急救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但陈志坦言，此举并非根本之策。“真正需要的是更加科学的院前急救体系，对资源重新配置。事实上，每次都派医生会造成很大的浪费，百分之七八十的情况下其实都不需要太多的医疗处置，像普通转院、出院等情况，完全可以交给医疗救护员来承担。这些人未必学医出身，只要经过系统培训，考核合格就可以持证上岗。目前国家已经有这样的政策，但配套措施还没有跟上。”
贾大成也认为，院前急救迫切需要对工种细分，分级派车，“什么情况下派车，什么情况下不派车，什么情况下派医生，什么情况下派助理医生，什么情况下派医疗救护员，应当有标准，让医务人员专注于医疗处置，而不是浪费在抬担架上。”
此外，陈志还提出，可以考虑把消防纳入院前急救体系，减少对医务人员的需求。“在国外，很大一部分院前急救工作是由消防来承担，他们身体素质更有保证，救援设施也更丰富，多数情况都能够及时处理。这样一来，现有医生不仅不用增加，反而可以缩减，更加突出专业性，待遇也能得到提升。”（主笔：宗媛媛 插图：宋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