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均波：医之大者，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常委、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副主委。中国科学院院士、长江学者、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分会候任主任委员、中国心血管健康联盟主席、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上海市心血管临床医学中心主任、教育部“心血管介入治疗技术与器械”工程研究中心主任。1987年起从事心血管疾病的临床和科研工作,长期致力于冠状动脉疾病诊疗策略的优化与技术革新,在血管内超声技术、新型冠脉支架研发、复杂疑难冠脉疾病介入策略、冠脉疾病细胞治疗等领域产生了一系列成果。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华医学科技二等奖、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等科技奖项10余项,被授予“科技精英”“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谈家桢生命科学奖”“树兰医学奖”“白求恩奖章”等荣誉称号。
关于此事,还要从他小时候说起。葛均波是山东五莲人,儿时调皮摔了跟头,结果断了胳膊。这个小病人在当地医院接受了一番治疗后,没想到3个月还不见好。
其实,他在骨折后1个月拆掉石膏时,手能动但是没办法把食物送到自己嘴里。这可急坏了葛均波的母亲:“这孩子要是就这么残废了,以后连媳妇也找不到咋办?”于是,母亲打听了很多“偏方”,吃完鸽子又吃老母鸡,喝了多种草药,可就是没啥好转。
最终,他们决定去隔壁的县里求医问药。那里的老中医给葛均波服了一剂草药,在他手臂上“排摸”着,忽然嘎吱一下推了一把,就这一招,胳膊恢复正常功能了。
很久以后,考入了医学院的葛均波,才明白了这就是骨折加脱臼。可惜的是,前面的医生只接好了骨头,后面的医生接好了关节。而要彻底纠正,必须再打断手臂。就这样,葛均波留下了这个小小的“残疾”。
“医者都有仁心,但医技确实是有天壤之别的,我当然是要做一个好医生。”可以说,葛均波从医生涯的初心,就是来自这段当病人的经历。
葛均波学过武术,但他也坦承,小时候习武并非只为强身健体,而是因为好管闲事。“练过武的人,打架的时候更有底气。”
金庸的武侠小说直到现在依然是葛均波的最爱。他自豪地表示,完全可以“倒背如流”!即便这样,偶尔闲暇时他还是经常会拿出来翻翻,美其名曰“温习人物姓名”,为此没少被太太嘲笑。
“他天生异禀,实是学武奇才,授业师父玄苦大师和汪帮主武功已然甚高,乔峰却青出于蓝,更远远胜过了两位师父,任何一招平平无奇的招数到了他手中,自然而然发出巨大无比的威力。熟识他的人都说这等武学天赋实是与生俱来,非靠传授与苦学所能获致。”
葛均波的命运转机始于“文革”刚结束后的高考。面对命运的一次转机,他说是:“学古人头悬梁锥刺股,但依然不敢抱什么希望。”
考完了,他回到村里,成为一名小学教师,一个月9块钱工资。哪知道,才当了57天的“孩子王”,一纸大学录取通知书送到了他的手上。
1979年的秋天,葛均波离开家乡,走进医学院的大门。在山东医科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葛均波于1988年考入上海医科大学(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心内科攻读博士学位,其间被派往德国美因兹大学医学院攻读医学博士学位。
1993年,葛均波跟随导师艾倍尔先生到埃森大学医学院继续博士后研究,并于1995年担任埃森大学医学院心内科血管内超声室主任。
在德留学期间,他学术上的成就已是硕果累累。彼时,超声技术在医学诊断领域已经非常成熟,但将超声的探头放到血管内进行诊断的应用尚处于起步阶段,而这正是葛均波的工作内容之一。在此之前,医生虽然可以通过造影技术查看血管的走向,但是看不见血管内壁的情况,而超声技术则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很有研究的必要。
意外的突破发生在一个寻常的周日。留学生们的周末活动并没有太多花样,聚会、打牌、逛街、泡办公室。那个周末,葛均波一如既往地钻进单位的资料室,病例、心脏超声图片、参考文献、论文稿件,铺了满满一桌子。
无意间抬头一瞥,他从一幅超声图像中看到了半个“月亮”。他的心“咯噔”一下。
一口气翻完所有图片,原来所有被诊断为心肌桥疾病患者的超声诊断图像上都有半个“月亮”,而其他的超声图像上没有!
“直觉告诉我,我可能发现了什么!”虽然是周末,葛均波还是立即联系了在家休息的老师,老师也是同样惊讶,同样兴奋。两个人经过一番讨论,形成了论文。
当全世界的医生根据“半月现象”一眼即可诊断心肌桥造成的冠状动脉缺血,可以明确与冠心病造成的心肌缺血区分的时候,当疾病的诊断效率和诊断准确性都得到大幅度提高的时候,“葛”出名了。“半月现象”或“葛氏现象”成为心脏病学界流行的新名词。
谈到这个发现,葛均波回忆说,其实早在“半月现象”发现之前的1994年,他发表的论文附图上就有“半月”的图片,并且发表在美国最好的心血管杂志《循环》上,但当时并没有觉察到这是一个普遍现象。
关于这个发现,葛均波承认他的运气很好,但是他更相信运气是给有准备的人准备的。他也常常说,“很多发现并不是想要去发现,只是偶然有一个灵感。”
“我辈练功学武,所为何事?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乃是本分,但这只是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称我一声‘郭大侠’,实因敬我为国为民、奋不顾身的助守襄阳。然我才力有限,不能为民解困,实在愧当‘大侠’两字。你聪明智慧过我十倍,将来成就定然远胜于我,这是不消说的。只盼你心头牢牢记着‘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八个字,日后名扬天下,成为受万民敬仰的真正大侠。”
在一次使馆教育处召集的各个协会负责人会议上,葛均波遇到了一位同乡,此人在新加坡工作多年,后来去了日本和德国。他发明了一种可以折叠的电视。
葛均波听说后建议:“你的发明可以在国内生产嘛。要不我们老是在别人后面跑,这样我们不就一下子赶上了?”那位同乡告诉他,自己已经跟公司签订了一个商业保密协议。即使不在这个公司工作,若干年之内也不能把技术泄露给外公司。
同乡的话对他触动很大,怎样才能用自己的知识为国家服务,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是他想得最多的话题。
葛均波回忆当时情景说:“我在德国的学习与工作都比较顺利。10个月之后,我的业绩得到了导师艾倍尔教授的认可。他陪我去劳工局等部门申请从医执照、工作许可证件。在他的支持下,一切问题迎刃而解。后来,我向艾倍尔先生郑重提出自己想回祖国去工作的愿望。”
艾倍尔先生听了,先是一愣,随后,脸涨得通红。他甚至有点恼怒了:“简直不可思议,我为你办妥了一切,你的主任职位甚至连德国专家都想竞争的,可是你现在却要放弃,离开我……你好好考虑一下,明天再找你。”
第二天,葛均波对导师说:“我十分感激您,艾倍尔先生,如果没有您为我创造的条件,我不可能有这么多的成就。但是,我打个比喻吧!如果您有一个漂亮的女儿,总不希望她一直陪伴着您,更希望她嫁个好人家吧。女儿未来的荣耀也将是您的光荣。因此,您一定不会反对我回祖国去效力的。”
艾倍尔先生回答道:“我昨天回去与太太商量过了,你在我家住了三年多,我太太也实在舍不得你走。不过,我昨天终于想通了,我想自己想得太多了,我得为你想一想,我将保留你的办公室,如果你今后遇到不如意的事,仍然可以回这儿。”
2002年,当葛均波到德国访问时,艾倍尔先生依然保留着他的办公室,连电话机都按原样摆放着。德国人冷峻的外表与热情的内里使葛均波感慨不已,但是他明白,自己的根永远在中国。
郭靖听了大喜,不由得眉开眼笑,说道:“但求人家不打死我,那就很好了,我不想打死人家!”洪七公点头,拍拍他肩头,说道:“好小子,你不想压倒人,不想打死对方,本心这样想,正是学我这路功夫的材料。笨一点不打紧,心地要好,这才是要点的所在。你天性不想打死人,出招之时自然而然留有余力,这就是‘悔’字诀。”
1999年,葛均波以首批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身份回国,成为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一名医生。虽然这里是他的母校,但彼时,在同事们眼里他依然是个外来的“和尚”,觉得他杀杀小白鼠、做做试验、发发英文论文还可以,在临床上的表现就很难说了。
一次抢救休克病人的过程中,大家怎么也找不到可用来插管的深静脉血管,葛均波说:“我来!”插管在国内的手术流程里属于麻醉师的工作范畴,一旦出现问题需要承担后果。葛均波完美实现。
大家说:“好像这个医生也不是只会杀老鼠。”别人治不了的病葛均波能治,别人处理不了的问题葛均波能处理。半年左右的时间,他得到了同事和病患的认可,而他自己也渐渐找回了那份久违的感觉。
得益于精湛的技术,葛均波就像是战场上的突击队长,带领着自己的团队,不断获得突破,攻克一个又一个难题:支持中山医院第一次成功开展心脏移植手术、第一例冠状动脉腔内照射治疗技术;国内首次采用高频旋磨术打通完全堵塞的冠状动脉、国内第一例经皮主动脉瓣植入术、第一例经皮二尖瓣修复术、国际上首创“逆行钢丝对吻技术”等。
给年轻医师更多的机会,传授更多经验,是葛均波从医至今身体力行的准则。“一个人做不完所有手术,唯有提高医生群体的整体素质和技能,才是最终惠及病患的可行之路。”
身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和博士生导师,葛均波带教徒弟的首要标准就是“看他像不像一个医生”。一场研究生复试中,葛均波通过“设套”方式,出了一道“真人秀”题目。
当天,参加面试的准研究生们,被通知在医院门诊集合,然后由老师带队前往图书馆。就在人都到齐,准点出发之时,一名从学生前面经过的“患者”突发急病,倒地不起。此时,带队老师称“我去找人帮忙”,便回避现场。留下这些学生,以及这个由医生假扮的病人。
结果,绝大多数学生都选择了自行前往图书馆的面试处,只有两名女生决定,相互帮忙将“病人”抬往急诊室。
令学生们万万没想到的是,5道面试题中的第一题便是:刚才见到门诊有人发病倒地,你是怎么处理的?准时面试的学生只能如实澄清,因为怕迟到误点,只好离场赶来。尽管那两名救人的女生因此耽搁了面试,却得到了导师们额外的加分。
在医患关系更为紧张的当下,在“扶不扶”成为社会命题时,现场有医学生提问:“做医生是不是相当于一只脚踏进了法院?”对此,葛均波平静坦然地回答:是的,其实做任何工作都是一只脚踏进法院,因为大家在法律框架下执业,依法行医,不必心虚。学医的初心是治病救人而不是考试。
2016年3月31日,葛均波乘坐从上海浦东飞往美国芝加哥的UA836航班参加学术会议。正当休息时,飞机广播呼唤寻求医生帮助,葛均波即刻来到该名乘客身边。经了解,该乘客一年前因房颤接受过心脏电复律治疗,在起飞4小时左右出现胸闷、出冷汗等症状。
经过初步诊治后,葛均波评估该乘客病情暂缓,不需要飞机迫降或飞回。接下来的10个小时飞行中,葛均波每隔一段时间就检查评估该乘客的病情直至顺利抵达目的地。
顾及患者乘坐轮椅行动不便,站起身搬开凳子后,亲切询问;“能告诉我,您哪里不舒服吗?”因为患者不便伸腿,一次又一次,蹲到患者的身边,只为细致查看患者腿部肿胀的情况……
蹲下来的葛均波,真的好帅!病患于他而言,不仅仅是对面需要帮助的人,他常挂在嘴边的话是:“如果您是我的家人……”
血压像是坐了“过山车”,时常不明原因飙升到225/130mmHg,年过七旬的张女士求诊时一脸愁苦,葛均波详细了解情况后,建议她做肾血管CT成像并耐心讲解做该检查的原因。在问诊结束时,他再叮嘱说,“先做一下肾脏的检查,也请您放心,几乎没有治不了的高血压。”这句话让张女士脸上的愁容一扫而光。面对患者,葛均波不仅治心病,还给患者解心结。
年近七旬被诊断出先天性冠状动脉-肺动脉瘘,是否接受手术一直困扰着王先生。在认真评估王先生出现的症状后,葛均波生动比喻,“您的病情就像是从五莲往日照运粮食,出发时100斤粮食,路上损失了30斤,但是剩下的70斤足够满足您日常生活需要,到了这个年龄只要不干重活,是否手术不重要。”问诊结束后,王先生说,“院士都说没事,我就放心了。”面对疾病,葛均波生动的讲解给他吃了“定心丸”。
“两次房颤手术,都复发了……”“心慌起来,都不想活了……”根据70岁老人讲述的病情,葛均波说,“医学讲究的是人文关怀,既然您感到如此不适,为何不接受起搏器呢?”老人说,“放置起搏器需要定期换电池,不愿再受手术之苦……”葛均波院士说,“比起现在病痛的折磨,为何不选择活得舒服点呢,人生只有一次。”随后,老人欣然接受了葛均波的建议。
门诊期间,繁忙的葛均波对每一位患者的问诊都非常仔细。严谨,这不是对某一个患者的特殊照顾,而是给所有患者的“标配”。
除了业务和科研,葛均波作为九三学社中央常委、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副主委,还尽心履行参政议政职责,结合自己的本职工作为卫生事业建言献策。
每年3月,葛均波都会在全国政协全会期间提交5件左右的提案,这些提案基本都与他的专业有关,如教育、科技投入、医疗卫生、看病难看病贵等方面的问题。在他看来,这样更能看到问题,也可以针对问题对症下药。
“未来还是会力所能及地在自己了解熟悉的领域里做好建言献策工作。”葛均波对记者说。
二孩时代下,“儿科看病难”“儿科医生荒”愈加成为社会之“痛”。针对全国多地出现儿科医护人员紧缺的现状,之前有多名在沪全国政协委员建言,而葛均波委员独特的献策方式,是以自己的故事提醒:政策的制定,一定要慎之又慎。
“这是我不太愿意谈及的一段往事。虽然现在我是一个心血管方面的医生,但实际上我大学是儿科毕业的。为什么中国的第一例儿童先天性心脏病室间隔缺损转播到TCT是我做的?就是因为我有儿科的知识。”葛均波颇为惆怅,“逃离儿科,我其实是被迫的。”
葛均波坦言:“医学上常说,宁治十男子,不治一妇人,宁治十妇人,不治一小儿。当时能够做一个儿科医生,我是很自豪的。”但现实残酷,当葛均波读完研究生,分配到医院时才发现,那里根本就没有儿科!这逼着他重新考研,转到内科。“我学了8年的儿科啊,当时只要有选择,我也不会改换门庭。但没有办法,国家当时的政策就是这样定的:取消儿科。”
多年后的一次校庆,葛均波回到母校才发现,连自己就读的儿科系都没有了,他非常伤心。“有个儿科的老教授自己整天骑自行车上下班,他教的博士出去卖药没多久就开上了汽车,老先生很不解:我究竟哪个地方做错了?”葛均波感慨,“国家的导向非常重要,现在已经有所重视,但还不够,真正把儿科办好,需要一整套措施。”比如,医学院的儿科系建立后,要想保证生源质量,就得保证有好的就业前景,否则只能降分招人,很难保证生源质量。
“更重要的一点是,与民生与百姓相关的重大政策的制定,一定要谨慎,要多征询意见。”葛均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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