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为什么选择了？！众所周知，遵义会议最伟大的意义就是中国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在攸关和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确立了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了党，了红军，了中国，打开了中国的新局面。遵义会议的选择实质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中国实践的选择。唯物认为，任何事物都有联系。历史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其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探讨这种原因对于中国人当今究竟有什么重要指导意义呢？
历史选择的第一个根本原因就是的独特的个人素质、能力和人格魅力。他和当时中国其他领导人相比，其个人特征可概括为四个“最”：
是否能够承担中国的第一个条件就是是否真正熟悉中国的国情特别是占绝大多数中国农民状况。在这方面，较比那个时期的所有中国的领导人最为突出。本身就是农民出身，他在童年时期就不满不平等的剥削，同情贫苦的农民。在长沙求学时，特别关注农民。他和他的同学萧子升的“游学”经历就说明他特别注重对中国最基层的状况特别是农民状况的了解。1920年，许多新民学会的会员准备到法国留学。支持并帮助许多同学留学，但他自己并不打算留学，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我陪同一些湖南学生去，虽然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而且新民学会也支持这个运动，但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很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更有益处。”后来的一系列著明了他比当时中国的其他领导人最为熟悉中国国情和中国农民状况。
2.有在实践中积累起来的最丰富的斗争经验和杰出的军事、领导才能。
最重视读书，但他绝不是读死书，死读书。他在读书生活中，就开始自觉投身到反对剥削制度的斗争实践中。他在长沙参加军、驱张运动，组织新民学会、并作为湖南代表参加了中国的成立大会，在上海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1924年作为代表出席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执行局工作的同时，兼任上海执行局委员。1925年在湖南组织20多个农民协会，在广州开办农动讲习所，担任宣传部长和，后又在上海主持农民部，到湖南担任农动的视察员。在蒋介石发动“4·12”大前夕，他极力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1927年9月，领导了著名的秋收起义，在攻打长沙失败后，地把起义队伍带到井冈山，正是在的亲自领导下，创建了中国人领导的第一个根据地和10万多人的中央红军队伍，粉碎了多次大规模“围剿”，展现出杰出的军事才能。在这种复杂的实践斗争中，不仅在同军阀和斗争实践中，也在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和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人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线斗争实践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这种丰富的实际斗争经验是当时党其他任何领导人都无法相比的。
中国一成立，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但这种指导思想不是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的，而是紧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极其重视对马克思主义书本的学习。他在大学期间，就接触并认真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宣言》，特别是其中的思想。但他认为，《宣言》中只是讲欧洲的，而没有讲中国的。中国的与欧洲的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从事中国就必须研究中国的的特殊性。因此他极其重视对中国国情和中国农民状况的研究。他在对中国国情的调查研究和实践中，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特别是阶级和学说具体分析了中国特殊的阶级和阶级矛盾，分析了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特点。他所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动考察报告》《中国红色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关心群活，注意工作方法》等一系列文章都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早期典范的文章。这些文章充分表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观点的熟知和掌握，说明其能够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认识、总结、提炼实践问题的高超能力和水平。这是当时任何其他领导人没有也根本无法做到的。同时也是对王明等人“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的最有力的。
《宣言》最后一句话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实际是强调在旧制度建立新社会的斗争实践中团结、联合的极其重要的作用。就受到马克思主义这一重要思想的影响。他在实践中不仅善于发动群众，更善于团结绝大多数人。例如初上井冈山时，就面临如何对待才、王佐等山大王问题。有些人把袁、王二人看作竭力打击之，却力排这些错误观念，最后把二人成为红军的优秀指挥员。没有这种团结、政策，就没有红军最终立足和创立井冈山根据地。再如面临井冈山复杂的斗争局面，同、陈毅等人也曾经发生过多次争论、分歧，程度不同地也受到过排挤，但都较好地处理了这种关系，赢得了朱、陈等人的信任。当撤离上海来到中央苏区之后，更是受到李德、博古等人的，特别是了对中央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根据地。尽管当时已经不是局主要，但面临着红军的如此危难状况，他在长征途中经常到各军团看看，多次找、张闻天、王稼祥同志促膝谈心，耐心分析失败的教训。最大程度地团结这些同志同李德、博古的错误的军事线多年后，李德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不顾行军纪律”，“一会儿呆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呆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接受他的思想。”这种正确对待不同意见，最大程度地团结大多数人的工作作风也是高于当时其他领导同志的。
列宁说过，阶级通常有政党来领导，而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的人们组成的。以上四个“最”正是个人素质、能力和人格魅力的高超之处，这是历史选择作为中国的首要原因。
历史选择除个人原因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形势和党的当时状况等客观原因。
领导秋收起义并率部创立井冈山根据地，短短几年时间取得极其突出成就，特别是粉粹了蒋介石的四次大规模的“围剿”。但当时整个红军及其根据地的发展毕竟还要受上海的的领导。所以这些伟大成就人们很容易认为是直接领导的结果。但离开上海撤到根据地后，就了的军事指挥权，由李德、博古、组成的三人团直接指挥军事斗争，而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湘江惨败。这种客观状况不得不促使红军各级指挥员、红军战士深入思考红军胜利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究竟是什么？特别是思考红军最高指挥员的军事线问题。有一本描写湘江战役的书中写到，“横陈湘江呜咽着奏起悲戚的哀歌从他们的身边淌过，遗恨绵绵。有的眼睛鼓着。好像永无休止地张望着黑沉沉的大空，死不瞑目!”也给幸存者带来空前的震撼——红军还能这样走下去吗？仗还能这样打下去吗？下一步向哪里去？一江鲜血，更加激起了全军上下对博古、李德错误领导的满腔。回忆录中说：“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王稼祥面对着这种状况，也不无忧虑地对说：“中国的道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这样下去是不行的。”这种失败的客观状况是遵义会议召开的客观条件，也是遵义会议能够选择的最主要的客观条件之一。
尽管当时党的主要领导犯了严重的错误，但绝大多数领导还都抱着对中国负责的态度，努力采取实事求是和认真的态度思考其中的根本原因。他们大多在正视红军惨败的事实的同时，没有单纯归结为敌人强大的客观原因，开始从自身寻找失败的主观原因。更可贵的是他们能够和井冈山根据地的创立和前四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进行比较，开始认识到的独特素质、能力及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长征之前，博古、李德不准备带，正是由于等人的，才最终跟随长征。1934年12月20日，纵队到达乌江边时，王稼祥就问张闻天：“也不知道这次转移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叹了口气：“唉，没有个目标，但是这个仗这么打下去，肯定是不行的。”接着他又说：“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都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了，还是请同志出来吧。”王稼祥表示赞同。这个时候，红军已经开始按照的意见进行战略行动，并且已经出现了转机。如果这个时候让出来主事，应该顺理成章。博古的女儿谈到遵义会议时说：“就直说了，我们的对手是，具体的是蒋介石，我在黄埔军校和他处了两年的时间，我知道这个人文武双全，聪明能干，读书很多，又有手腕。我们要打败他，就要找个比他强的人，我考虑了很久，这个人是。”
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整个氛围较为正常和浓厚，能够开展面对面的尖锐激烈的与，特别是对主要负责人博古和李德的严厉。会议开始，博古首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将红军失利主要归结为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接着，所作副报告中不同意博古观点，认为红军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张闻天首先站起来发言，他摆事实、讲道理，从现象到本质，从事实到理论，逻辑严谨，措辞激烈，点名道姓地直接博古、李德，一针见血指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接连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并揭露了他们试图的本质。张闻天之后，紧接着就长征以来的各种争论问题作长篇发言，较为详细分析了博古、李德红军打运动战的传统策略的实质。会场上出现了两种完全对立的思想观点和线方针，王稼祥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支持张闻天、的意见。他说 ：“就是李德等一再地等同志的正确意见，否定了他们和广大群众在长期斗争同创造并行之有效的实际经验，少数人甚至个别人实行脱离实际的瞎指挥。”会上也大声李德：“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样仗？” “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后来在发言中也支持对“左”倾军事错误的，全力推举参加军事指挥。他严肃地说：“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才能成功。”之后，李富春、、等领导人以及在第一线指挥的红军主要将领也个个言辞激烈，通过大量事实错误线，支持意见，赞成王稼祥、张闻天、，撤换博古的领导职务，由出来指挥。会上，只有凯丰等极个别人支持李德、博古，反对多数同志对李德、博古的，反对。会上凯丰竟然直接：“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而已！”从会议进程中可以看出，很多同志能够真理、修正错误，尤其是同志在这方面做出了表率。当时这种与的严肃作风和氛围实质也是当时党的整体素质状况，没有这种状况，就不可能会有遵义会议的积极。
众所周知，中国一成立就是国际的，必须接受国际的领导。客观地讲，国际在中国成立和中国发展进程中也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中国毕竟有自己的特殊国情，国际不可能真正熟悉了解，同时由于其自身思维方式等多种原因，不可能对中国的指导都是正确的，包括决定领导人和具体线、政策的，因此也给中国实践带来一定甚至是较大的危害性。博古作为主要负责人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就是国际直接指定的。因此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根据地的国际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遵义会议如果二人的领导权、指挥权实际是冒着对抗国际的风险。但当时大多数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对中国的负责态度出发，会上不仅了二人的主要错误，且果断撤掉其领导权。这种自主也是能够选择的又一极其重要的客观原因。从那以后，中国虽然还在接受国际的领导，但能够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接受正确的，抵制错误的，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和自己的线。
遵义会议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这次会议能够召开及会议的结果正是中国人开始成熟的重要标志。
历史、人民、中国实践选择的实质就是选择真理，选择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实践的正确的思想线。也正是遵义会议之后逐步和最终确立在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也就确立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线，由此才有中国人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伟大成就。所以说，思想上的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远瞩，特别是在中国胜利前夕提出了“两个务必”和“不当李自成”思想，其思想的深化就是他晚年的关于防止资本主义的理论与思想，这也是真正符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线。几十年的国内外实践证明了这一思想线的真。因此今天纪念遵义会议，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不忘，也就是为我们制定的正确的思想线。真正的中国人和者就必须党的正确的思想线。没有这样的思想线，就没有科学社会主义的美好未来。
2.必须把提高全党特别是提高领导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基本素质和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到首要地位。
之所以为历史选择的一个极其重要原因是高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和分析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能力。这种理论水平和能力不能只是表现在一个人身上。所以长征结束之后，就开始努力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能力，延安整风运动就达到了这一目的。但是建国以后，包括一些高中级干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情感、兴趣下降，导致在社会主义新的历史阶段中，不能正确识别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所以晚年谆谆我们，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当今状况更是如此，虽然仍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但全党读书氛围特别是读马列毛著作氛围降到了建国以来的最低程度，也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水平、能力达到了最低点。如此状况，如何承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主义的历史任务呢？因此真正纪念遵义会议，全党特别是高中级干部就应该认认真真、踏踏实实读一些马列著作，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提高自身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和识别当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正确线与错误线的本质区别。一切真正为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员和群众也要把学习马克思主义摆到极其重要的地位上来。
3.必须实事求是地认识中国的历史特别是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和中国当代的客观现状。
一生理论和实践活动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极其重视实事求是、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遵义会议能够选择也是全党实事求是、正确分析认识形势和关系的结果。今天中国要继续前进，也必须实事求是，既实事求是认识中国的历史特别是建国以来的历史，也包括对中国当今状况的实事求是认识。可以说，在这些问题上几乎都存在分歧甚至根本对立的分歧。而造成分歧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不重视调查研究、不重视自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认识历史和现实问题，致使一些领导干部和所谓理论学者主义、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所以当今中国要真正社会主义，就必须做到实事求是，科学地认识历史特别是前三十年历史包括“”的历史，正视和分析中国社会当今大量现实问题，根源，才能找到克服问题的线.必须认真开展的与，强化的制度和氛围，特别是基层对上级领导包括中央领导的、。
遵义会议的整个过程可以说是我们党认真开展与、体现生活的一次典范。也正因为如此，把与看作我们党的三大作风之一。但是当今这种作风丢弃了，变成了表扬与表扬的作风，变成了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作风，真正行使的、干部往往受到排挤、打击、报复。这怎么能够贯彻党的线和实现党的任务呢？纪念遵义会议，各级党组织包括中央领导必须开展认认真真的与活动，每一个人都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敢于实事求是认识自身和他人的成绩和问题，敢于真理和修正错误，健全和完善的生活制度。早在1938年在《中国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就指出：“处在伟大斗争面前的中国，要求整个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和干部，高度地发挥其积极性，才能取得胜利。所谓发挥积极性，必须具体地表现在领导机关、干部和的创造能力，负责，工作的活跃，敢于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缺点，以及对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没有这些，所谓积极性就是空的。”当今生活，特别需要广大基层通过多种途径、方式对各级领导包括对中央领导的、。这就要求各级党组织也应该把与的作风和生活建设放到党的思想和组织建设的重要地位上来。
5.必须强化全党和队伍的团结意识，正确对待不同意见的同志，团结绝大多数人。
遵义会议成功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同志能够善于团结大多数人。建国后提出的事业人的五项重要条件之一就是“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一些人包括思想的一些者骄傲自满、团结意识极其淡薄，自以为是，稍看到别人与自己不同的观点就简单、之，且，还听不得不同意见和他人的。这种如此对待同志的缺乏团结意识的人如何为党的事业而奋斗呢？假如当初对待、张闻天、王稼祥等人也采取如此态度且避而远之，可能就不会有遵义会议当时的结果了。希望我们队伍中的人认真学习的善于团结大多数人的作风，实事求是认识自己和他人。真正团结起来，为我们的共同目标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