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岁医学博士我从三甲医院离职了……。我是一名医学博士，38岁，普外科专业，毕业于山东最好的高校“世一大”。在高考大省从小考到大，一直是别人眼中的“别人家的孩子”。
然而就在去年，我离开了某省级三甲大型综合医院，前往美国的某个小研究所，进行动物手术、实验等工作。
的确，夫妻两个都是所谓的正式编制，一个是省级医院的外科大夫，一个是省级单位的公务员，怎么就辞职不干远走他乡？
这个问题若要解释起来，真得坐下来好好聊聊，总之这个选择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权衡的。谁不愿意过得轻松惬意？故土难离，乡音难改，宁可放弃很多东西也要走这条路，必定是有出走的理由和新的期望。
我2008年硕士毕业，2011年获得主治资格，2012-2016年读博，在读博期间，国家正式出台了关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所谓“规培”）的政策。于是，在博士如期顺利毕业之后，我被告知，要进行规培。
我自问：我称得上是一个合格的大夫，业务能力能够过关；在职业生涯的各个阶段（上学、工作、进修等），上级医师都愿意把病人交给我；我也始终在医护团队和病人中，拥有不错的评价和口碑。
同时，我也自知：我并称不上是天赋过人的手术者，而且走过很多弯路，注定无法达到导师那样的成就，所以我更加注重点滴之间的磨练和积累，也愿意“从头开始、慢慢来”。
然而长达三年的规培生涯，尤其是在读博四年耗尽了全家人的心力之后，我不能接受。
一个刚刚毕业的本科生，执业医师资格都还没有，规培时间是三年；一个在读的硕士，三年期间可以一边上学，一边考执业医，一边规培；而一个有工作经历、有中级证书、已毕业的全日制博士，规培时间也是三年！情何以堪？像我这个年资，本应该处于“努努力争取晋升副高”的阶段才对。
有一次听培训的讲座，讲心肺复苏。一个年轻的规培生主动要求发言：“便携式监护仪太好用了，那次我见到心率从100降到了90，我就马上捏皮球，后来又恢复到了100，太好了。”一屋子人都懵了，授课老师也是很久才反应过来：“哦，你说的是血氧饱和度吧？”这哥们面不改色：“哦，那是饱和度啊，我还以为是心率呢。”
这位兄弟，你是哪里毕业的，怎么毕业的？如果那真的是心率，请问心率和球囊有什么关系？水平差就算了，胆子还挺大，当真是无知者无畏。
我规培，别人也尴尬。我在自己科里参与带教，带出来的“徒弟”转眼都成了“师兄弟”，而各个科室负责带教的，大都跟我差不多年资，有些干脆就是亲同学，他们也张不开嘴指使我干活。
科主任很理解，科里也需要我，但谁说了都不算，都要听政策的。尽管像我这种特殊情况，真的细究起来，政策（在当时）其实并不明确。官方的做法自然不可能给一个人开绿灯，保险的办法自然是宁枉勿纵，而个人的呐喊根本无从发力，拔剑四顾心茫然。
如果从踏入大学校门开始算起，我的医学生涯已经将近20年。弹指一瞬，从当年那个拿着课本在校园里转几圈就能背下来、天天打球不觉得累、一夜不睡依旧是生龙活虎的青少年，早已成为了如今靠纸笔才能记住密码、打一次球膝盖疼了几个月、上个夜班必须补觉却一吵就醒然后睡不着的大叔。
医路艰难，然而从未想过退缩。早已习惯了临床工作的艰辛，习惯了遇到问题看书、查文献，习惯了三餐无常睡眠颠倒，习惯了年复一年的各种考试、考核，习惯了全年无休、24小时开机，早已把临床之外的时间还要做科研看作是理所当然，早已把治病救人当作崇高的理想和事业，但依然会因患者病情的好转或病人家属的感激而充满成就感。
收入与付出不成比例，可以忍！媒体的抹黑加重了医患矛盾，可以忍！但这次，却不想再忍了。
回头看看，当年离开校园多年，能考上博士重返校园并不容易，而读博更是辛苦，无论是从经济压力，还是从心理压力。
记得有次问一个消化内科的同学：“我最近总是腹泻，好像是肠易激了，有啥好办法吗？”同学说：“现在没办法，等你博士毕业就好了！”事实也证明的确如此……
但是至今并不后悔，不管如何选择，都要感谢当时的付出，像以前说的那样，感谢当初那个静坐、苦读、冥思的自己。不仅是因为与优秀的师兄弟们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更重要的是，这段经历让我得到了大幅的提升、沉淀和飞跃，也让我有了这个“出去还是留下”的选择权。
数月前，听闻国内假疫苗的消息，家乡大山东“首当其冲”。感到震惊、愤怒和心痛的同时，也庆幸自己能够选择蓝天白云下的健康食品和安全疫苗。诚然，哪里都不是地狱，哪里也都不是天堂，然而，在某种意义上，我宁可选择面对明枪的危险，也不愿担心从角落里射来的暗箭。
世界本就多样，追求各不相同，每个人都在守自己的道，走自己的路。一个人的嗤之以鼻，也许正是他人的遥不可及，只需对自己的选择认真负责，无权对别人的生活妄加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