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小诊所悄悄席卷中国？暗含一个致命矛盾文化纵横。【导读】近年来，有关中医的发展一直争议不断。近日西安高铁站某突发心脏病的乘客靠中医针灸转危为安的消息传遍网络，网上同时出现了“亲眼所见中医急救”和“中医救治心梗欺骗性强”的不同评论，再次将中医推上风口浪尖。本文作者通过探访民间诊所，发现虽然就主流医学潮流而言，中医似乎没有骤然升温的理由，但社会的反应却并非如此：市场化改革满足了就医者个性化选择的需要，恰恰为中医提供了传播土壤，晚近数十年来，私人中医诊所越来越多。许多患者因为自身病症在西医里找不到彻底治疗的手段，选择就诊中医，中医“不治已病治未病”的观念重获人心。时至今日，尽管不少“江湖郎中”打着中医幌子行敛财骗取之术，中医、中药却仍有广大的群众基础。然而中医本身也面临继承和发展的困境。注重实践的师带徒模式，使中医很难被完全纳入现代医疗体系。尽管有的民间中医手握成百上千的成功案例，但“实践”这个检验真理的标准在科学主义的实验室面前，却引发质疑。作者指出，中医作为传统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与“将一切放在理性的天平上重新衡量”的现代体制格格不入，这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各种思想矛盾的一个体现，意味着有关中医的争论还将持续，因而中医在民间的实践和走向更值得关注。本文原载《文化纵横》杂志，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最近几年，我们身边有越来越多的人去私人中医诊所看病。这只是个人的感受，还是一种普遍的变化？
表面看起来，这种变化能够出现的空间是很小的。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处于西医全面包围的中医药在科研、资金、人才培养等方面面临诸多困境。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推行医疗体制改革的1990年代之后，中国现代化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医疗体制也从各个方面加以改革：从医药产品生产、流通方式，到对疾病的诊断、治疗流程，再到医疗保障制度等，各方面都追求与现代化相适应的标准。这个过程，主要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因此，也必然是以科学化的西医标准为指向。相形之下，中医的思想方法体现出很大的劣势，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趋向危机。
因此，就主流医学潮流而言，中医似乎没有骤然升温的理由。但社会的反应却并非如此。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化改革在使中医边缘化的同时，也提供了民间中医再次复生的空间。随着人们消费能力的提高，以及消费个性需求的增长，私人诊所、保健机构逐渐在民间兴起，吸引了为数众多的就医者；中医传统式师徒相承的培养方式也逐渐恢复，一些人甚至从长期的爱好者转而成为专业人员。到2009年，在相关管理部门注册的民营医疗机构14万家，其中中医接近4万家。“在农村或者边远山区有一部分没有登记在册的民间中医，一般是拜老中医为师学艺，治疗效果也不错，这部分人的数量还不少。”原中国民间中医医药研究开发协会沈志祥会长曾介绍，“继承和发扬祖国的医药学遗产，民间中医是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那么，这个在当代市场社会中形成的“民间中医”，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形态？在那略有些神秘色彩的中医治疗术背后隐藏着的中医的身体与疾病观又是什么？在当代生活中，复归传统医学的患者，有着什么样的心理动机？在民间社会勃兴的中医传统诊疗方法，在其与现代社会动态融合的过程中，又会形成什么样的发展方向？
民间中医是一支庞大的队伍，初步估计，全国大概至少有30多万人以上。这其中有大中专院校毕业的，有跟师学徒出身的、有乡村医生出身的、也有自学成医的。总之，成分复杂，良莠不齐，是一支自生自长的中医队伍。
通过走访和调查，我们发现北京地区的民间中医组织和个人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名家荟萃，以平心堂最为典型。由原卫生部部长崔月犁后人在1999年创立的平心堂，汇聚数位北京著名的老中医，像费开扬、樊正伦都是北京人耳熟能详的老中医。此外，医院的中青年中医骨干也在聘请之列。“患者去医院挂名医号看病比较难，因此不少人愿意到私立门诊来请专家看病”，中医药管理局科研处某处长曾这样解释患者的青睐。
第二种是以核心人物来维系的，施小墨诊所、厚朴堂、刁氏脊椎保健等是其典型代表。施小墨先生是民国四大名医施今墨先生之子，幼承庭训，家学渊源；徐文兵先生属少壮派，自幼跟随母亲学习中医，后毕业于正规医学院校。几年前他还名不见经传，只是在小圈子里盛传此人深悉阴阳五行经络之说。近年他频频现身媒体，大部分内容是在讲与中医有关的传统文化知识，其介绍中医养生知识的博客也具有不低的网络人气。生于1938年的刁文鲳老先生作为刁氏脊椎保健的核心人物，自幼跟随舅舅学习中医，“子午流注针灸术和中医正脊复位术”是其家学嫡传， 而这一针灸技术的至高境界在现代医学教科书上已经有名无实。
第三种类型是笃爱中医的民间人士。穆槐君几乎是以“隐士”般的方式践行中医。他曾师从北京医院老中医魏龙骧先生，原来只为给母亲和弟弟看病，但其日渐精湛的中医诊疗水平逐渐得到亲朋好友的认同，于是，“就有了很多不得不救的人，不得不看的病。”。即便是在医药管理部门一些领导的心目中，穆槐君也是个有分量的医术高明之人。但他从未公开行医，只是在家中接待病人，并分文不取。理论上说，他没有经过考试并不具备行医资格，前来寻医问药的患者却络绎不绝。
事实上，记者上文所触及的中医也许并不能完全冠之以“民间”的称谓，而北京作为首善之区也未必能够代表全国的状况。有深谙其中门道的从业者说：中医有闲者多，有活儿者少；有名者众，有实者寡。这番批评应该是一针见血的。中医教育往往需要较长的成熟期，在历史上是师带徒口传身授，师生间存在选才与认可。传统中医讲一病一验，一时一验，一法一验，面对现代社会病症的极端多样，传授难度可想而知。真传难，成才难，鱼龙混杂自是不可避免。传统的望闻问切没有科学的数据和标准，因此更难以形成确定性的疾病诊断标准。
时至今日，中医更多还是以阴阳五行之类来解释疾病，更有甚者，某些“江湖郎中”打着中医幌子，行敛财骗取之术，百姓之于中医呈欲拒还迎之态，亦可想而知。但即便是最倾向西医的观察者也不得不承认，中医、中药在中国仍然有广大的群众基础。民间中医不乏身怀绝技、享誉一方的名医；许多特技疗法，如蜂疗、蚁疗、针疗、脐疗、薰疗等，这些在公办医院中都难以开展；基层中医提供的服务，有点类似小市场出售的商品，价廉物美而具地方适应性。现实中，某些民间中医因种种原因领不到行医证照，长期“非法行医”，却颇受老百姓的欢迎。而在保健养生和治疗疑难杂症方面，中国传统医学更是经常以中国文化精神整体观的生命想象，给陷入困境的患者带来希望。
在西医为主的整体医疗环境中，如何确定其稳定的安全性是对中医的重要质疑。但在现实中，务实而灵活的患者对此并不那么较真。一位中医学博士告诉笔者，其实人们在去看中医之前都有过看西医的经历，在经过西医检测没有严重病变的情况下，人们才选择中医手段。
笔者在对诊所的调查中发现，很多患者身体不适症状反复发作，在西医里找不到彻底治疗的手段，此时，中医不针对个别症状而针对整体的相关调理变得极为重要，在这方面中医确实有西医无法解释的疗效。而这种病症多和现代生活、工作的方式直接相关。小黄是中央电视台的一位记者，长期出差、熬夜的工作习惯让她身体一直处于亚健康的状态，经常感到胸闷气短，精神萎靡，几次去医院检查身体并无异样。经朋友介绍，她到平心堂吃了樊正伦先生开的汤剂，“这些药吃完了，你就会好，应该不会再来找我了。”小黄说，事实正如樊先生所言，几剂汤药下去，症状大有改观。樊先生告诉她，这并非是什么病，按照中医的说法，是通过用药剂调理改善身体各部分之间失调，调动人自身的功能以达到总体平和的状态。
刁老的正脊法最早来自祖传，他又在自己50多年的从医实践中总结和创新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诊断标准和治疗标准。运用刁氏正脊法复位错位的脊椎关节，像腰间盘突出或者颈椎病这些疑难杂症都会得到有效治疗。北京中医管理局的某处长说，他们在做一个中西医结合的项目，西医较为难以解决的“眩晕症”、“心脏神经官能症”，通过刁氏脊椎关节五点一线手法复位术，在不手术、不使用药物和器械的前提下予以治疗。这听起来有点神奇，但却在实践。
刁老作为有着五十多年从医经验的老医生，在诊断病例中敏锐地发现了越来越多的人脊椎生理曲度在消失，“整个脊椎就像一根直直的木棍”。此种情况的发生完全由于疏于锻炼活动的懒惰生活方式所致：“人类的行走将因此失去韧性，人体脊椎曲度所产生的缓冲将不再起作用，在遭遇外力作用时人将变得脆弱而不堪一击。”刁老说。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已过古稀之年的老人特别强调中医“不治已病治未病”的保健功能，而他所擅长的家传正脊术在治疗和保健意义上具有西医不可替代的功效。
大多数的门诊患者都是在为疑难杂症寻医问药。在西医束手无策的情况，人们会找中医放手一搏。在穆先生家中，记者看到了两本厚厚的病人病历，记录了所有患者的诊断情况和用药过程，字迹工整，内容详细。有一个病例让记者有些心惊胆颤。患者吉小雪因子宫出血而住进医院，在20多天的治疗中未见明显效果，病人使用杜冷丁也难以遏制腹痛。穆先生受好友恳求接诊治疗。记者问他，治疗这样的病人没有压力吗？穆先生微微笑着说，当然有，所以用药时要异常谨慎。值得庆幸的，吉小雪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治疗中稳定了病情，消除了疼痛并很快痊愈。穆先生并不因此而认为自己就一定能治疗所有此类病症：“不同病人的具体身体状况和患病原因都有很大的差异，所以不可能有统一的标准。只是根据个体情况，尽量挽救，不可能用一种方法救治很多人，这是中医辨证施治的根本。”
就整个中医界来说，继承和发展都是个紧迫的问题。对此，民间中医感受更为强烈。
刁老曾经和一位前来拜师的针灸学博士讨论“子午流注”——这是中国传统医学中把治疗时间和针灸技术高度结合的针灸技能。学生的回答令刁老难以释怀，“老师说这是针灸技术当中的绝高境界，我们谁都不会，所以只要知道就可以了。”而刁老20多岁的时候，就曾用此法挽救过几十号人。由于民间中医一直保持着相对完整的中医传统，不少中医学的秘方、秘制和手法在民间中医得以流传，而这些在主流教科书或者医学界均被视为历史遗迹。
这种传承依靠的主要是师带徒的方式。穆先生拜在魏龙骧先生的门下，一直跟随师父左右看病治疗，潜心学习数年。刁老自幼跟随舅舅学习中医，目前他身边也有十几个弟子都是自幼跟随他的，“他们都是战斗力，是狙击手”，刁老在赞扬弟子的精湛技术时不吝赞美之词。传统师带徒的知识传授方式虽然有实践性和创造性的双重优势，但在现代医疗体系中，却给行医带来困难。由于得不到主流医学管理部门的认可，学习者的行医环境较为尴尬。而不少民间医术传播范围日益狭窄，从长远看失传或者消失的可能性极高。而且，这些内容同样也无法轻易地进入现代医学教育的课堂。
年过七旬的刁文鲳先生谈到这个话题显得十分激动。目前，他最大的愿望是搞教学，做科研，其最终目的就是推广他终生实践的医疗成果。记者问刁老先生，没有经过科学实验，凭什么对自己这一套正脊之术如此自信？老先生回答说，难道我一辈子看好的成千上万的病人都不足以说明它的有效和准确吗？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必然，接受采访的所有医生对这一问题都有相似的回答。“实践”这个检验真理的标准在科学主义的实验室面前，显得那么令人狐疑。民间未能进入主流话语的尴尬和被动，就在于此。美国南加州医药大学校长曾向刁老发出了讲课邀请，老人一直想不通的是为什么中国的大学不能让自己登台。
医者，生命所托。民间医疗也的确应该纳入到国家的医疗管理系统中，以实现医疗的基本安全和秩序。1985年成立的中国民间医药研究开发协会在民间中医药领域发挥着指导和监督的作用。笔者曾采访该会原会长沈志祥先生。
笔者：目前的中医民营诊所在诊疗方式上更倾向于传统医学的方式，基本规避大型仪器的检查和诊断，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沈志祥：现代科学发展很快，因此西医技术也迅速发展，大型设备可以更清楚地检查疾病，而且现在的老百姓对自然科学了解很多，他知道西医有它的优势和缺陷。传统医学不可能对什么病都一下子诊断清楚，需要互相的配合。
笔者：我去过刁文鲳先生那里，他做正脊治疗， X光片对他的判断是有帮助的，他个人也说，没有X光片仅凭触诊做不出判断。
笔者：但我所拜访的更多的民间中医人士的主流，是不看或者不用西医诊断的。治疗手段、治疗方法包括治疗的氛围，是纯中医的。
沈志祥：医生可以讲有搞“纯中医”的，但实际上不可能，为什么呢？现在是病人选择医院，而不是医生选择病人。需要西医检查就到西医检查，需要到中医看就到中医看，所以，他对自己的病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笔者：那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民间中医或者民营中医机构在保持中医的传统特色上，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沈志祥：没错，这也是我们协会保护民间中医的职责所在。传统中医有保存的必要，但是现在中医对西医也要了解，不能不了解，这是一种大的医疗环境。
沈志祥：因为现在民间有不少散落的好的中医知识和技术，包括推拿、针灸等等。他们需要整理和发掘，用以丰富我们的中医宝库。所以，我们成立了民间中医这个协会。中医实际上是很个体的行为，因为它不需要大规模的协作，自己诊断就可以开药。在这个过程当中，个体化的诊断、个性化的治疗更多地发挥了人的积极性，容易形成派别。现在民间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祖传的方子，一类是新的创造，比如，有些人自己开了诊所，自己琢磨新药、新的治疗方法。这种个体化的创造活动与西医完全不同。协会主要是把一些中医的民间好处方、好方法进行整理和再提高。
沈志祥：评估的方法很多，主要是靠专家来评价疗效。比如刁老，我们是通过山东中药大学和中国中医科学院给他鉴定。主要是观察病号的治疗情况，看诊断对不对，治疗对不对，疗效如何，然后，认定他这个方法是否有效。
沈志祥：前前后后考察了可能十来年吧。特别像颈腰椎的，起码要有两三年的随访才行，不能说治一下就说好。所以，现在我们民间的医生得学会把治疗的病例积累下来。很多人都说我治好了很多病号，一问病例呢？没有病例，这就难以判断疗效。
沈志祥：数量还不少。当然，国家有一个比较正规的师带徒项目。政府选择副主任医师以上，大学毕业起码10年的医生跟随老中医学习。或者，老中医自己的弟子需要高中文化以上，跟着老师学3年，然后考核及格，再考职业助理医师，可以独立行医。
记者：这就是为了让那些年事已高的老中医的技艺传下来，是对民间智慧的重视。
沈志祥：那当然了，既要重视它，还要提高它，因为医是一件生命攸关的大事，所以，师傅带徒弟一定要掌握比较系统的中医知识。一般的老中医可能带得不太全面，有的老先生几十年就会治风湿病，别的东西掌握得很少，那怎么能拿医师执照呢？不论在哪个国家，医师都是最严的一个职业。所以，不能说我自己去学一学就成中医医生了，也得严格考核，不能犯错。
笔者：我拜访了一些民间中医人士，他们都是在民间行医却没有执照，但是水平高，口碑很好。
沈志祥：所以要给他们创造条件。一方面，政府要采取措施保护中医药能传承下来，另一方面，要规范执业，职业还没准入的话，要创造条件。
中医理论负载的是一套完整的世界观。中国在飞速进入现代化的过程中，大量人群被剥离乡土抛入充满竞争的城市生活，无论是精神还是身体都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一个单纯的机械医疗体系不能解决人的全面问题，而中医给出的生活方式，却可能在某些方面有效地回应现代人的精神和身体问题。
除了中医体系内部的原因，外部的种种规范也阻碍了中医的发展，例如科学的学科分工精细，严重背离了中医整体论的基础；可复制性、可检验性的现代科学标准对中医在辨证施治、经验性上的优势都构成了限制。现代化传媒一方面给中医发展带来了机会，一方面也导致了鱼龙混杂，假冒行骗者屡见不鲜，损害了中医的信誉。概括而言，过分追求效率的现代社会和中医所主张的生活态度及其基本精神是矛盾和冲突的。
中医存废的争论贯穿了整个20世纪历史，争论的原因固然是医疗问题关系到亿万百姓的健康，但有识者不难看出其深层背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来，西学东渐导致对中国传统的全面反思，中医作为保守传统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从形式和内容上都与“将一切放在理性的天平上重新衡量”的现代体制格格不入，这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各种思想矛盾的一个集中体现，或许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下命运的一个象征吧。可以预见，有关中医的争论还将持续下去，中医在民间的实践和走向因此更值得关注。